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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长空:捍卫毛泽东就是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就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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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5 10:49:5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文写于2005.7.1,那时拥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在网上是比较孤立的、比较苦闷的,借用电影《南征北战》里的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战士,都要对付五六个敌人”。令人欣喜的是,经过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了拥护毛主席的行列,现在是“红旗漫卷西风”,我们必将迎来“看万山红遍”!

  我国有八千万网民,这些网民以年轻人为主,这是一个最具有活力、最具有革命性的群体。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就是网络。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对他们的思想、世界观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党和政府不能忽视他们的在网络上的存在,应当注意他们的呼声,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并对他们加以引导。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所指出的:“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在许多网站和bbs上,一些反华、反共的的言论是有组织的,居于“主流”地位;而爱国、拥护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的声音反而处于“无政府”的各自为战的境地。

  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言论和思想,这本无可厚非,因为真理不惧怕辩论,但问题是反华势力所豢养的“写手”是有备而来,蓄意对一些敏感、热点话题发表具有欺骗性、煽动性、歪曲性的言论,而具有正义感的网友由于受到理论水平、从事行业、知识范围、掌握资料的局限,难以对这些“写手”的种种谬论做出有力的反击。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建议我们的宣传部门、共青团组织成立专门的机构,组织研究社会科学和党史的理论工作者、专家、学者(百十人即可),依托人民网、新华网等bbs,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针对那些“写手”的混淆视听的歪理邪说及一些善良网友的模糊认识,第一时间做出权威性、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解答。

  当前国内腐败日益猖獗,人们社会道德、职业道德水平退化,说到底是因为理想的缺失。毛主席说:人是要讲点精神的。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精神的。西方世界有上帝;穆斯林有真主;东亚资本主义国家有孔子,我们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来用“等价交换”这一资本法则来解决。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特别是对于我们物质文明还不算发达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什么?——是共产主义!

  以下是我近年来思考的几个问题,有些我试图进行一些粗浅的解答,有些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正名”。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思想究竟是外来哲学还是本土哲学?即,究竟是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这个问题不容回避!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则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缺乏明确的存在“法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哲学!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我个人认为陆剑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2005年第一期)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回答。作者在该文中提出了区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个概念。

  该文大意是:“当1917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外来的哲学思想,只能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后来,在逐步运用于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它才向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发展。”

  “按照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来学习、运用、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同中国实践密切结合的强烈的实践性。这就必定能在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吸收来自实践的哲学智慧,以新的方式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这些学理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烙印。”

  “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通过批判分析,把中国哲学的“命题”改造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具有继承和发挥中国哲学优秀成分的鲜明的文化性。”

  “集中和升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形成中国气质鲜明的哲学思想,具有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巨大创造性”。

  陆剑杰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经过八十余年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经过中国马哲界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毛泽东、张闻天这样的学者,所揭示和阐发,……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人类需要不需要终极目标?

  现在该不该谈论人类个体及全体的最高追求?这个追求是什么?

  ——西方文化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什么?

  ——人类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是大同,是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理想社会永远值得我们奋斗与追求。

  ——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先人的大同思想的关系。

  ——我认为应该尽可能的将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先人的大同思想统一起来。这样一来:当今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然而然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结成统一战线,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统一海内外华人的思想。(详见本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一个儒家,两种形式”》)

  “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先人的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是多么的相似。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是什么?

  由于受到当前物质文化基础、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制约,我们无法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跃升到共产主义,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姑且这么称呼)阶段。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可以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共产主义理想对现实物质文化基础、人们道德水平的妥协。既然是妥协,就决不意味着放弃理想。我们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宣扬共产主义理想,提倡人类美德,以抵消“资本”对道德的毒化作用,这样在不断提高物质文明水平的同时,保持、并不断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从而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过去二十年,上上下下对“资本”对道德的毒化作用均认识不足。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不能否认:目前我们国民素质、道德水平退化严重,这是发展商品经济副作用,我们必须加以正视,设法解决。

  四、 中国现在存在不存在阶级?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

  (也许这个问题过于敏感。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好不容易才破除了左的束缚,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有可能导致思想混乱,也许不合适宜,但同时也实在不容继续回避了。) 我国现在的贫富差距与正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算不算大?巨大的贫富差距属不属于阶级的范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不存在阶级斗争(或称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是否可以调和?我想:既然这种矛盾是在社会主义里发生的,那么这种矛盾就应该而且必须能够调和,否则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区别?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该代表最广泛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调和社会主义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调节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我们一方面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另一方面,千万不要忘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选三卷110-111页)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4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倒U型理论。该理论假说认为,收入分配的差距与人均国民收入高低相关,大体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逐步扩大后有一段稳定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将会缩小,从而形成一条倒U曲线。——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的“倒U型理论”麻痹自己,不能误认为这是一条“真理”而听任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收入分配差距理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只有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矛盾,才能有可能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五、 意识形态上不能采取守势,必须要反击。

  1、我们是一个崛起的大国,难以想象一个在意识形态总是处于守势的国家能够成为真正的大国!同时也难以想象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模仿他人、丧失自我的民族能够实现真正的崛起!

  好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被一个无赖指责为贼,他如果总是逢人便讲:“我不是贼。”这样他永远也不会赢得人们的尊重。他应该理直气壮地对那个无赖说:“你才是个贼!”

  我们不能总是充当意识形态的辩护者,我们必须也是意识形态的审判者!

  2、“自由、民主、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权利与追求,绝非某一政党、某一阶级、某一意识形态所独有。我绝对不赞成在中国实行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不应回避“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不是西方列强的专利。我们必须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诠释“自由、民主、人权”,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我们绝不容许“人权”这一神圣字眼成为西方列强用于攻击我们、分化我们的武器。(见拙文《当代中国需要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3、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该结合数千年的儒教文明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阐释我们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形成我们东方人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方面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价值观反击西方列强对我们的方针、政策的无端指责;另一方面我们要善于运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西方文明的不足。

  4、为了摆脱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利态势,我们应该提倡在意识形态上的“三个世界划分”,即“东亚文明(将日本边缘化,因为日本是东亚文明的垃圾)”,“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以求达到三足鼎立,分庭抗礼。

  总之,面对美帝国主义咄咄逼人地“围堵”与“遏制”,我们必须拿起意识形态的武器。

  六、 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

  过去二十年,海内外流传着种种诋毁毛泽东的传言和谬论,这绝不仅仅是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名誉声望的事情,这是关党和国家历史,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前苏联的垮台,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了苏共的历史。

  理论和党史工作者应该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做出澄清。

  1、 毛泽东与大跃进浮夸风。

  (1)首先,必须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时的一些错误做法及“浮夸风”是负有责任的。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

  (2)但由此得出毛泽东同志不讲究科学,自欺欺人的结论是十分错误的,是不客观的。

  (3)毛泽东同志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在青年时代,就曾深入到湖南农村,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此至少对于农村,毛是非常了解的,况且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实事求是”,所以说,毛泽东对于“浮夸风”应该是相当了解内情的。

  (4)有人会问:既然毛了解“浮夸风”的真相,为什么不大刀阔斧的去纠正?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毛作为人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是非常珍惜爱护的,也是非常了解的。他深知这种热情和干劲一经唤起,就不能让其轻易熄灭。当时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可以说这种热情和干劲是我们的唯一资本,如果群众运动出现了偏差,只能加以引导,万不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他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处理起来是非常慎重的。这一点也反映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二是从《毛泽东文集》中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的党内通信中,可以看出“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是省、地、县级的干部,关于他们的动机,我想大多数还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主要是一种浮躁的表现(这和今天干部的浮夸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对于他们,只能是循循善诱。遗憾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今天不能客观的对待历史,把自己当年的错误,一股脑地推给了毛主席。

  (5)“浮夸风”是一个错误,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一旦得到解放,热情迸发,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的产物。也许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一个不得不越过的坎坷。应该说是我们全民族共同犯下的一个错误。

  (6)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的党内通信是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写的,可见对于当时的“浮夸风”及左倾错误,毛也在开始纠正(如果早一些会更好),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7)我们对在大跃进中犯的错误似乎过多地归咎于毛泽东同志,这也给了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我们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本作者《毛泽东关于“浮夸风”等问题的党内通信》及读后感 )

  2、 毛泽东与计划生育。

  (1)批判马寅初是个错误,毛泽东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真的是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吗?

  (2)1949年中国大陆人口为54167万人,到1969年已达80671万人。这期间人口迅猛增长的深刻原因是什么?能简单地归咎为没有大力推广计划生育吗?

  (3)“有人将中国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泽东的“昏庸”。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大乱后都会有一个时期的出生率较高,二战之后的世界各国包括美日苏欧莫不如此。

  1949年以后,由于战乱的结束,并因为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袁隆平认为7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历史上最好的)和建立农村医疗体制(经过2003年SARS的流行,中国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村医疗体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疼,决定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体制),人均寿命由35岁延长到70多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不容易呀),新生儿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两百年来中国妇女终身生育率一直在6.0左右)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因此1949年以后的人口快速增长不完全因为新生人口的增加,更大程度归因于寿命的延长。乾隆60年中国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四亿;毛泽东时代寿命从1949年的平均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而同期世界平均寿命只增加到58岁),而解放后30年人口还没有增加1倍,说明当时是适当控制了人口的,1979年时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两百年一直维持的6.0左右降到2.7了。

  在适当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毛泽东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每个公社(现在的乡)都有高中(而现在每个县才有几所高中,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初中毕业生上高中的比例一下子降低了很多)。一定要将现在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怪他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寿命增加得太多了,以至于很多二、三十年代出生的都还没有去世。”(选自《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易富贤)

  (4)毛泽东是一贯支持控制人口数量的,在马寅初等之前毛泽东反复讲到了控制人口问题。

  1956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中共中央更是在1955年3月就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主张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才受到鼓舞,在几个月后发表了新人口论的。

  毛泽东主张节育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与合作,根据各地区的人口状况,一步步来,不能急于求成。实行节育是因为人民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我国人口增加很快的问题,“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选自《毛泽东人口思想再评价》刘德中)

  (5)批判马寅初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如果按从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来算,似乎是耽误了近二十年,但实行计划生育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大事,必然要经历提出、试行、逐步推广、全面实行、稳步发展等几个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

  ——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马寅初看到节育问题已被提上中央议事日程,便于1957年6月将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作为提案,提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讨论;同年7月5日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1957年3月,中华医学会成立了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1958年2~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建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

  ——《光明日报》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共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新建设》发表了4篇批判文章,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和人口低谷时期过去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重新发动计划生育,1962年12月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之一,定期进行讨论和检查;有关各部门和群众团体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做好宣传教育、技术指导、药物生产、供应和科学研究等项工作。

  从以上的时间流程不难看出,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批判归批判,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的逐步开展。

  3、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四千万人”?

  ——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选自《“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张宏志》)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选自《“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张宏志》)

  ——对于“大跃进饿死三、四千万人”这一谬论,我们国家至今没有拿出权威的批驳,这是极不应该的、极不负责的。

  4、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对于书中种种被西方反华势力奉为至宝的“史实”,实在经不起认真的推敲、批驳。有代表性的是《戚本禹批判李志绥回忆录》。

  5、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

  这个问题目前比较难以回答,也许应该留给将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发动文革决不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是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一种探索。

  总之,对于以上的几个问题,有毛泽东的错误,有他该承担的责任,但更有许多误解、谬论和恶意诽谤,所有这些本来不难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的宣传部门对此不能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它!

  捍卫毛泽东,

  决不仅仅是民间的事!

  决不仅仅毛的亲友的事!

  甚至是曾经被老人家打倒的人的事(黄克诚、戚本禹)!

  捍卫毛泽东就是捍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就是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就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历史!

  200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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