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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哥:贾樟柯,浅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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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8-11-17 21:17:1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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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儿子出生后,贾连凯没有给他按族谱往下排,而是取名“樟柯”,樟木做的斧柄,不起眼,但很重要。

  贾连凯,一位在天津外科医生的儿子,在唯成分论的年代,这是个坏出身,流落到山西讨生活,他高考成绩是晋中专区第一名,报考了南开大学,但没资格上,只得做了一名乡村语文老师,总是战战兢兢,学校为揪出三个“右派”,让老师们在长椅上站成一排,互相挤,最先跌落的三个人就成了倒霉蛋。

  终其一生,贾连凯都郁郁寡欢,对变动充满恐惧,生怕儿子犯错。不过,他聪颖的才华和敏感的情思都深深影响了儿子。

  贾樟柯还是毛头小孩时,就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听父亲和他的朋友,两个穿中山装的教师,推着车,长久站立,谈意识流。

  贾樟柯还记得父亲带他去爬老城墙的情景,站在上面往外看,一条丝带般的公路延绵于群山中,通往黄河。要很久才能看到一辆红色的长途汽车,从东向西驶过,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他发现父亲落泪了。但那时候太小,不懂得如何询问,更不懂得怎么安慰,只是紧紧拉着父亲的手。

  入冬后,深夜寂静,炉肚子里的火苗呼呼作响。贾连凯会捏着报纸,大声朗读着上面的文字,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

  贾樟柯约莫感觉到,父亲被困住了,内心有个尘封的秘密世界,很孤独。

  贾樟柯1970年出生于汾阳,山西吕梁市平川四县之一,307国道从县城穿行而过,长途车总是扬起阵阵尘土。县城不大,一穷二白,大伙儿觉得最体面的事是能在两个不大的工厂里得到一份工作。

  尽管父亲是老师,母亲张瑞英是国营门市部售货员,但贾樟柯小时候的日子并不美好,有一个冬天,全家靠吃红薯度日,使得他心有余悸,至今还对红薯避而远之。

  “文革”结束后,经过长久压抑的人们脸上开始复苏了笑容。贾连凯从学校回家再晚,全家人也要聚在一起聊天吃饭,遇上停电,也不点蜡,在黑暗中感受温暖的气氛。这时,他总不厌其烦的讲述拍电影的细节。

  那时,贾连凯还是汾阳中学的学生,听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城外拍电影,便与同学前往观看。他们站在摄制组外围,看一群人把三角架挪来挪去,还有一群山民打扮的人在摄影机面前开山造渠。

  直到夕阳西下,拍电影的人准备收工,贾连凯和同学们才不得不惆怅的离去。但他似乎得到了拍电影的秘密,很多年后回忆时,他说,拍电影是要光的。

  贾樟柯成年后写道,汾阳有着独特的光线,或许因为地处黄土高原,每天下午都有浓重的阳光,在没有遮拦的直射下,将山川小城包裹在温暖的颜色中,人在其中,心里也便升起几分诗情画意,非常适合拍电影。

  贾连凯在现场看到的那部影片是由山西作家马烽编剧,著名导演苏里执导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讲山西一群有志青年劈山引水,建造水电站的故事。他们不会想到,拍摄现场会让旁边静默观看的年轻人激动不已,而贾连凯一遍一遍给贾樟柯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已经为他的儿子种下了电影的基因。

  1997年,当贾樟柯在汾阳拍摄第一部影片《小武》时,溯源而去,突然觉得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这段经历有关。

  文化的传承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2

  可是,贾樟柯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个有权有势的大混混。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孩子,小学三年级就学会了抽烟,个子不高但热衷于斗殴,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小学五年级听完评书《岳飞传》后,神往不已,拉上十几个孩子结拜成弟兄,他是老二。从此,这十几个弟兄白天打架,晚上偷东西。到六年级,差不多有一半弟兄都辍学了。

  贾樟柯被父母逼着继续念书,等他上初一时,辍学的一半兄弟全成了小偷,他们还保持着友谊,每天都蹲在学校外面等贾樟柯放学。他们玩的东西很奇怪,跑到郊区去拣玻璃,拿去卖,不是为了钱,是游戏。还有就是站在电影院卖票的小房子前,用脚踢地上的虚土,每次能踢出一些钢镚,然后买烟抽,站在街上打架。后来终于有了录像厅,总算救了他们。

  贾樟柯看的第一部录像是《广东好汉》,第二部是《独臂刀客》,第三部是《少林十八铜人阵》,都是打打杀杀的港片,他一直记得,非常喜欢,看完之后,出来走在路上,就想象自己是大侠,看到同龄的小孩就故意去撞,挑衅打架。

  结果真打了,不过是被人打。一次,他与同学(注:后来在《小武》中饰演暴发户)从电影院出来,迎面过来一个小孩,他砰地一撞,然后打起来,那个小孩就喊,七哥你快来!贾樟柯一听就懵了,他喊七哥,说明他有七个哥哥,很快他七个哥哥就过来了,把贾樟柯和同学痛打一顿。

  上初二时,换了一个班主任,有一天,新班主任上课之前拿了一摞书,他说贾樟柯,你不用听我讲,你就看这些书吧。有一本是沈从文的小说集,贾樟柯就翻开看,慢慢的,心平静下来,他开始喜欢文学。

  还有一天,正在上课,有人叫他出去,原来一个辍学的朋友骑摩托车被撞死了。从这个事情之后,他突然有一种命运无常的感觉,原来是一个混蛋,心里头什么都没有,突然脑子里好像有东西掉下来,腾出一个大空间,人被抽象掉了。

  是写作拯救了贾樟柯。

  他在县教育局的楼顶捡到了一本被雨打湿的朦胧诗选,被北岛的《我不相信》、舒婷的《致橡树》及顾城的《一代人》深深震撼。跟之前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的席慕蓉和汪国真那种软绵绵的诗完全不同。于是,几个同学成立了“沙派诗会”,因为汾阳那边风沙大。从那时起,他整个中学时代都在写诗,狂写了三大本。

  撒野是一种释放。写诗也是一种释放。

  小镇青年对流行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性,它给荒漠一样的心灵带来解放,贾樟柯记得很真切,以前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唱“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等听到邓丽君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变成了我,个体萌动。

  他对港台流行乐就此有了偏执的情结,做了导演后,常用作电影插曲。

  此外还有霹雳舞,美国电影《霹雳舞》,他来回看了10多遍,然后就学,整天一副霹雳打扮:一头长发、一条大档裤、一双阴阳鞋、手戴露指手套、头扎一块红布。

  为了训练身体柔软性,他去体育场翻单杠,被一个体校老师给瞄上了,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举重队。

  他和十来个喜欢霹雳舞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叫“害虫队”的舞蹈队,到处跳,去汾阳各个学校切磋。到了假期,就跟草台班子去走穴,这些经历他后来都拍进电影《站台》。

  走穴时跑遍了山西下面各个县,但贾樟柯对未来生活并没有什么具体打算,只是有一种强烈的离开脚下这片土地的愿望。

  一个女同学刺激了他。她突然“失踪”了,全校的人都在找她,后来自己回来了,原来她偷偷跑去西安看费翔的演唱会。

  贾樟柯很崇拜她,因为他也想去,但不敢。外面世界对他来说有无穷的想象,他意识到只有走出汾阳这个封闭的地方,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高考落榜给了他契机。他很清楚,自己的成绩完全没任何指望,尤其是数学,连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都分不清,所有选择题都选了C,差生都觉得那样概率更大。

  父亲戴上老花镜,一本正经地给他填志愿,全报了天津的大学,第一志愿南开大学,问他是喜欢国际贸易还是新闻。他说,听老师讲,国际贸易毕业都去外贸局卖兔子,还是报新闻吧。

  成绩出来后,他总分刚过300 ,还不够上中专。父亲让他去参军,他不想去。父亲又打听到,美术生不用考数学,鉴于他曾学过画画,就干脆去考美术院校。

  山西大学有一个美术考前补习班,就这样,贾樟柯打包去了太原。

  很多年后,他还记得离开汾阳时的情景,那天是八月十六,因为头一天,八月十五,是他母亲的生日。临走时,母亲去送他,两人没有说话,他在路边截了一辆从陕西过来的长途客车,那车特别高,开动后,就看到黑压压的房檐在走,很快就变成田野,再往前开就是陌生的地方。

  贾樟柯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也特别地失落,但他打定主意,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3

  在太原,一场电影改变了贾樟柯的命运。

  学画之余,他还写起小说,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太阳挂在树杈上》,初步显示了文学才华,山西省作家协会还发来入会邀请。

  如无意外,他将是一个作家或画师。

  山西大学旁边有一个公路电影院,是山西省公路局的一个俱乐部,大学生常去看电影,有一天下午,贾樟柯约了一个朋友,结果朋友失约,他没地方去,正好电影院放映陈凯歌的《黄土地》,他不知道讲什么,反正是打发时间,就买票进去了。

  那是1991年,《黄土地》拍摄于1984年,贾樟柯第一次看,“黄忽忽的一片土地。我们家出门走几里路就是那种地貌,那不就是我们家吗?那不就是我大姨妈、二姨妈,我舅舅他们村里的吗?一下子就激发了我的亲近性。”

  走出电影院,他就明白,要干这个。“如果将来见到陈凯歌,我要感谢他。”

  他问一起学画的同学,怎么样才能当导演。同学告诉他,学张艺谋,去考电影学院。

  贾樟柯打电话给父亲,说不想考美术了,要考电影学院。第二天一大早,贾连凯从汾阳赶到太原,说他发疯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所有的亲戚和邻居也都说他疯了,居然想当明星。在他们看来,考电影学院就是想当明星。

  贾樟柯没有放弃。早年生活让他学会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不属于你,它永远不会朝你走过来,你得朝它走过去,你得伸手拿,生活要主动。

  他走遍太原的书店,才找到两本跟电影有关的书,一本是《美学原理》,大概有十几页介绍电影,还有一本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

  可想而知,就靠这两本书,贾樟柯第一次考试肯定挂了。他后来连考两年,专业课排名分别是第一、第二,但文化课始终都没过线。

  1993年,北京电影学院进行改革,允许每个班有一名旁听生,当时文学系主任胡滨,以及教务处处长赵奋喜都很欣赏贾樟柯,于是贾樟柯就以第一批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那一届文学系学生总共12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贾樟柯和同班同学顾峥、王宏伟成为好友,被老师评为毫无表演天赋的王宏伟后来主演了他的“故乡三部曲”。

  上大学时,贾樟柯已经23岁了,比同学们都要大,他自觉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学习很认真,每晚去自习室写剧本,完成了五万字多字的《站台》。

  大二快结束的时候,他和十来个不同专业的同学组建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互相交换录像带,那时DVD还没出现,看电影并不方便。到后来,又有了一起拍片的想法。他们都在外兼职打工,主要是做枪手,写电视剧,挣了一些钱,再就是拍广告,也挣了一些钱。大家一起凑了大约一万多块。

  贾樟柯自荐写剧本以及做导演,这就是《小山回家》,一个河南民工回家的故事,他们从《光明日报》租来器材,用四天半的时间拍完,但没钱做后期,就拖拉下来,断断续续到1996年上半年才做好。他们在宿舍搞了一个首映,邀请同学们过来看,看到一半,大家摇头离开,就剩三四个人,对贾樟柯说,你还是继续搞文学理论吧,干不了这个。

  这对贾樟柯的打击很大,信心全无。过了三个月,他心里又不忿起来,觉得总有一点可取之处吧。找人联系场地,再放一场。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个电影兴趣小组,200多个会员,贾樟柯忐忑地带着《小山回家》去了,结果引起热议。

  贾樟柯一个师兄当时在电影行业报做记者,对学生合伙拍片的模式很感兴趣,写了一篇小报道,又被香港的一个电影记者看到了,他过来采访,告诉贾樟柯,香港有一个纪录片比赛,贾樟柯就把片子送过去了,但一直没有回音。直到1996年圣诞节前,他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香港,《小山回家》获得了故事片金奖。

  命运女神就这样亲吻了贾樟柯,他还没毕业,就在境外成名。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他认识了两个重要的合伙人:制片人李杰民和摄影师余力为。

  一年后,《小武》开拍,一部运用平等、朴素的写实视角表现社会底层生活的当代中国电影。又一年后,《小武》在国外频频得奖,他被赞为“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只是,荣耀还没来得及回味,他就不得不饮下苦酒,他被禁拍片。

  贾樟柯的电影生涯遂从“地下”开始,如熔浆流淌。所过之处,将会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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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7 21:20:48 | 只看该作者
  中篇
贾樟柯“故乡三部曲”

  1

  名导谢飞说,一个新导演,推出第一部片子后,要一鼓作气,再推两部,三片在手,才能歇口气,要不然迟早得完蛋。除非,你像贾樟柯一样能写。

  中国导演中,贾樟柯最会写文章,真真切切的高手。

  幸运的是,他的汾阳往事就够他写出三部电影,是为“故乡三部曲”,如果按时间逻辑来讲,第一部是《站台》,1979年到1990年;第二部是《小武》,1990年代中后期;最后一部是《任逍遥》,2001年的故事。

  这三部电影连起来,正好是贾樟柯对山西,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印象。汾阳,成为他电影永恒的母题,故事都是以小城镇为背景或者主人公来自小城镇。

  拍完《小山回家》之后,贾樟柯想了很多事情,在《今日先锋》第5期写了篇文章《我的焦点》,谈到影片的叙事背后作者的态度,他认为东方人的叙事艺术应该有着东方的特点,特点决定形式。与人格相似,电影要有电影的品格。

  《站台》早已写完,但最先开拍的却是《小武》。凭借《小山回家》扬名香港后,制片人李杰民给了贾樟柯15万,去拍一部短片《夜色温柔》。李杰民毕业于巴黎第八大学电影理论系,对电影有独特理解。

  1997年2月,贾樟柯带摄影师余力为一起去汾阳看外景,那时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结果他发现,汾阳的变化让人震惊,主街拆掉了,县城边上弄了一个新开发区,全是歌厅,县城里的人都在谈论歌厅里的小姐。更要命的是他那些同学,陷入精神困境,或者闹掰了,或者离婚了,或者跟父母分开了,人际关系都崩塌了。

  贾樟柯被现实触动,放弃了《夜色温柔》的设想,同时报告给李杰民,看能不能用原来的预算,拍一个长片。他连夜赶写剧本《小武》,写好后,马上传到香港,李杰民看了很激动,立即拍板拍摄,追加了5万投资。

  小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偷,脸上总是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他羞怯而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990年代小镇青年的代表

  故事全部来自真实。贾樟柯本来想写一个手艺人被多变的时代淘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个朋友,在当地看守所当警察,谈到另外一个小学同学,是个小偷,被抓起来,关在看守所里,他们每天都能见面。小偷同学天天跟警察同学聊哲学,聊人为什么要活着。

  贾樟柯听后,开始觉得好笑,慢慢地觉得小偷也有尊严,不管他道德上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他仍然在思考。在这样一个丧失的年代里,把主人公的身份变成小偷,可能会略微带来一点戏剧性。

  生活非常仓促,整部电影我就想拍出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来。每一个变革的时代,损害的都是那些小人物的利益,都是以牺牲他们作为代价。……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要往前走而无视被你撞到的那个人。

  《小武》是贾樟柯第一次真的拿摄影机去拍一部电影,对电影的好奇和激动,往后再也没找回来。他早上六点多起床开始拍,一直拍到晚上十点钟,然后跟摄影师喝酒,喝到两三点,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但到了现场,没问题,脑子“哗——哗”在转,是一种迸发,所有的能力、精力、激情总体的爆发,拍得非常愉快,21天就拍完了。

  这部处女作奠定了贾樟柯的电影风格:主人公是小人物,节奏不紧不慢,呈现生活原生态的真实,从而具有了一种纪录的功能。

  1998年初,28 岁的贾樟柯携带他的第一部故事片《小武》奔赴德国,参加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同时获“青年论坛大奖”和“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

  国际评委在阐述贾樟柯的获奖理由时说:“我们在同一时间不但发现了一部电影更发现了一个作者,这种发现并非常有,我们相信贾樟柯一定会和莫蕾蒂、阿巴斯、伍迪。艾伦一样,能够成为帮助我们保持人的本质的导演。”

  “因为他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电影媒介,正确而现实地描绘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和道德的异化。”

  真算得上是一鸣惊人,可贾樟柯还没来得及品味喜悦,就遭当头棒喝。

  《小武》的片头没有龙标,字幕打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这意味着,他携未报审的影片出国参赛,违规了。

  《小武》无法公映,首映是在北京三里屯的法国小学,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内部观摩。贾樟柯用一个扩音机为大家同步翻译影片中的山西方言。放映之后,影视文化界人士在附近的一家酒吧里热烈地讨论。

  次日,《小武》获比利时皇家电影资料馆98年度“黄金时代”大奖。该片前后在国外拿了八个奖。

  1999年1月13日,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领回一纸通告:他被停止了拍摄影视作品的权利,并且没有提到期限。

  当时,《站台》正处于筹拍阶段。

  2

  《小武》杀青的那天,剧组全喝多了,然后开车在县城外的公路上狂奔,一边开一边唱歌,唱成长过程里面的歌,一首接一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的中国心》、《霍元甲》、《血疑》……,大家都跟疯掉了一样。

  贾樟柯唱的时候,就在想,这些音乐就是自己下一部电影的音乐,一定要拍《站台》。

  可这时禁·令来了。

  贾樟柯找北影副厂长史东明为他沟通,北影厂向电影局打报告,称《站台》“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决无问题”。

  他自己也三天两头往电影局跑,从早上八点等到晚上八点,终于有了转机:交一万块罚款,并写一封检讨书,承认自己“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小半年过去了,准拍证还是没有下文。顾峥后来打听,原来是电影局高层出访日本时,有日本导演建议解除对贾樟柯的禁·令,结果又一次“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北影厂建议贾樟柯再等等,但他拒绝了,决定开拍,做好了第二部电影不能公映的准备。创作的激情让他迫不及待。

  《站台》是一部史诗般格局的长片,讲述了小城文工团里的一群年轻人的成长和漂流的青春。

  在这部电影之后,贾樟柯成为中国新生代导演中的一面旗帜,被国际影评人称作“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也是这部电影之后,贾樟柯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表达方法,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讲述出来。

  那很多人也问我,你拍电影是为什么?是为观众拍还是为什么拍,有很多假想的那种拍电影的目的,我觉得我是很单纯,我觉得我是为我的过去,为我的那些朋友们在拍电影,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表达能力的人,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内心的世界表达不出来。

  这不是矫情。

  《站台》中有这么一段,目不识丁的矿工,让表哥帮忙看看煤矿要求签订的《生死合同》:“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本人自愿在高牙岗煤矿采煤,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

  矿工的扮演者叫韩三明,是贾樟柯的亲表弟,现实中就是一个矿工。

  这段戏来自表兄弟之间的真事。韩三明不认识字,让贾樟柯帮他看合同。合同条款和电影里一模一样。贾樟柯读完,问韩三明要不要签,韩三明说当然要签,他需要钱。

  签好合同之后,他们一起回家,翻过一个山。在那条山路上,贾樟柯情绪特别复杂,他和表弟小时候每天一起玩,无比亲近,可长大后,两人的世界却差得特别远,他就看着一个亲密的人,在生死线上挣扎。

  走着走着,韩三明突然蹲下了,看远处。贾樟柯以为他累了,就站在旁边,也不想说话。韩三明把帽子摘下来,拿出一张相片给表哥看,相片上是三四个小伙和三四个女孩的合影,就是傻瓜相机拍的那种灰糊糊的合影。

  韩三明没说为什么让表哥看相片,但贾樟柯后来明白了,这些女孩里面一定有一个是表弟喜欢的人,而且他一定没有跟这个女孩表白过,他只是珍藏相片,一直在看。

  贾樟柯看完就还给表弟,韩三明放进帽子里,戴上,然后一声不吭地接着走,贾樟柯跟在后面,情感涌动,真的想拍成电影。

  在这么混乱、复杂的众多的声音里面,我希望人家能听到我的声音,能注意我的声音,然后透过我的电影,能看到我表弟是怎么生活的,能看到我那些朋友们面临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经历,他们有什么样的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痛苦,因为那种生活我觉得是被隔绝的。

  韩三明自后就成了贾樟柯电影中的常客,表哥需要他几天,他就跟矿上请几天假,拍完,回去继续挖煤。

  他还凭借《三峡好人》获得了第63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克金狮奖。影片上映时,他请工友们去看,大家看完,咂咂舌,这就是演电影呀,谁不会,每天的生活不就如此嘛。
三明表弟

  2000年春天,贾樟柯回到北京,每天待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剪片,6月初完成初剪。一个月后,《站台》剪成3小时10分钟。

  电影里讲述的十年正好是贾樟柯的整个青春期,那时父亲根本不了解他。影片拍好后,贾樟柯觉得需要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告诉父亲,遂在开头打上字幕:“献给我的父亲”。

  法国《世界报》说,《站台》“是部天才的影片。两个半小时不断让人吃惊,《小武》已然让我们惊讶,但里面的各元素在此俱皆延伸放大。结果是幅一整代坠落的全景、一小撮年轻人紧咬的牙关。时间是1979至1989。终点处,理想不在。”

  3

  《站台》除了给贾樟柯带来美誉度,更重要的是,他挖掘出赵涛,从那时起,她就成了他的唯一女主角,最后成了太太。

  1996年,赵涛进入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学校里,总很多人经常拦住女学生:“我要拍个电视剧,我给你拍几张照片。”

  这帮姑娘们一般都回答“很好,可以”。毕竟都希望有成名的机会。赵涛经历了十几次,可没有一次成功,她也就对拍影视剧无所谓了。

  1998年,大学毕业后,赵涛到太原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有一天,一帮艺术人士来学校挑演员。最后,却挑上了她。导演说,要拍电影,她说,那就拍吧。接下来两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她觉得可能又是那类不靠谱的事。

  突然一天,有人给她打电话说,要拍戏了,去跟学校请假。赵涛这才知道,导演叫贾樟柯,不过完全不了解。那时,太原文化生活贫乏,看电影很奢侈,都是美国大片,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艺术电影。

  贾樟柯觉得赵涛不信任他,于是,给她带了很多电影杂志,里面都有关于他的报道,说他拍的《小武》很成功。他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赵涛后来回忆说:“很多年来,我几次从学校走出来,走进这位导演的电影里,从而,了解到了许多我生活环境之外的中国人。”

  即使结婚了,赵涛也一直称呼贾樟柯为“导演”。

  在此之前,贾樟柯有一段婚姻,对方是北影摄影系的老师朱炯,年纪比他小,但入学比他早,看完《小武》后,仰慕他的才华,主动示好,走到一起。

  贾樟柯自己也说:“拍完《小武》后,约我出来见面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自不敢怠慢,也不想错过任何人。江湖上讲,多个朋友多条路,像我这种拎一只箱子来北京找活路的人,突然得到别人的注意,总是心生感激。阅人胜于阅景,况且那时穷有时间,即使只是扯淡闲聊也乐于奉陪。”

  贾樟柯爱电影胜过爱女人,朱炯后去法国留学,长久分离,感情变淡,这段婚姻于2006年结束。

  5年后,贾樟柯和赵涛结婚。
  赵涛陪贾樟柯捱过了艰难的“地下”岁月。

  2002年,贾樟柯完成了影片《任逍遥》,是讲几个19岁的小城青年的青春迷茫故事,此片依然没有公映。

  那时,贾樟柯不得不支持盗版,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渠道,他才能和国内的观众交流。有一次,他走进一家影像店,翻翻捡捡,店主问他,最近“贾柯樟”的片子很火,要不要?

  他把这件事写进文章中自嘲,得到一个外号“贾科长”,“贾柯樟”的谐音。

  贾樟柯在汾阳拍《站台》的时候,有天非常冷,他正跟演员说戏,一转身,看见了以前高中的女朋友带着她的孩子,他们打了招呼。贾樟柯觉得非常难受,他想起了女同学们,念完初中就顶替妈妈的班,进工厂工作,然后很快结婚生子,当你在人群中再看见她们时,跟中年妇女没有区别,花刚开就败了。

  我是难受我现在的生活……完全变成没有根的草,在到处飘来飘去,挺不好过。但是你选择电影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站台》里主人公有句话贾樟柯自己听了都非常酸楚,那句话是:“不要多想了,我们是艺人,我们是戏子。”

  话虽如此,但哪能不想。长期的“地下”身份,让他难以忍受。

  有一次放《站台》,那天下雨,放映厅漏雨了,就只好改到外面的走廊上去放。走廊上漏光,本来就放投影,效果不好,要漏光的话效果就更差了。大家就开始找布,拆了窗帘,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有问题。突然我就难过起来:为什么自己的电影要在这样的条件里给大家看,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有空调的、椅子也很舒服的电影院里放?对我自己来说,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价值和乐趣,毕竟你拍电影是给别人看的。

  如一个老人所言,个人奋斗固然重要,顺应时代进程更重要。

  1997年,这位老人说《泰坦尼克号》很不错,从此开启了外国大片进口的历史。电影局批准每年引入10部。

  就是这10部影片愣是把中国电影市场搅得人仰马翻,华语电影几无招架之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承诺“入世”后将放开每年进口10部电影大片的限制。为应对冲击,2003年,电影局在北影召开座谈会,贾樟柯和部分第六代导演应邀出席,他们被解禁。

  但电影局领导也撂下一句狠话,大意是,政策层面虽然解禁,但市场的“禁令”会更残酷。

  商业大片时代正呼啸而来。

  4

  2002年,《任逍遥》角逐金棕榈,有评论认为“以第五代导演为支点搭构的中国内地电影格局业已改变”。

  但贾樟柯并不愿意被称为第六代,“拒绝被命名,拒绝被定义。”他认为第五代、第六代的划分是具有体制心理的,是潜在的出身论,很荒唐。

  他和第五代导演们交流很少,某种程度也看不上,声称张艺谋缺乏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所以朝着商业方向一路狂奔。

  如果有现代的文化意识和民主意识,是绝对不会拍《英雄》的。他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这是种一脉相承,比如《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最终解决问题的一定是一个体制的代表人物——都是权力的拥有者,都是权力的化身。

  而从《小武》开始,贾樟柯电影的积极意义在于,用小成本和非职业演员证明了大成本电影神话的虚妄,在媚权和媚钱之外,提供了"第三种电影"的可能,而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本土电影的希望。

  终于等到拍摄《世界》,这是他恢复导演身份后拍摄的的第一部电影,他平静地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事,不应为正常的事激动。它的意义是我能从容地拍电影,这种状态对导演来说是很重要的。”

  《世界》讲述北京郊区的一个微型世界公园里的男保安和女演员的爱情故事,他们都是飘在北京最底层的外省青年。

  这部电影缘于赵涛的亲身经历。学舞时,学校曾经组织学生去深圳的“世界之窗”呆了一年,北方姑娘第一次见识南方的花花草草,惊叹不已,她们每天游荡于人造景观之中,充满荒谬。
男女相对竟无言,看,飞机

  那段时间,贾樟柯几近癫狂,胡子不刮,“为了保持清醒的状态,不敢洗澡,饭也不敢吃得太饱”。

  也许是普通观众不习惯他的平实风格,大量非职业演员缺乏号召力,《世界》在国内票房只有100多万。

  但贾樟柯对此有清醒而明确的认识,在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已获得内心的平静。

  早在中学时,他就做生意,借助母亲在国营门市部工作的身份,倒条子卖白糖,赚了一万多块,那可是1980年代,这造成了他拍电影没有钱的概念。钱的渴望很早就透支掉了。

  我现在从来不去夜店,从来不混。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黑咕隆冬的,七八个导演围几个老板在那弄几个女演员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感觉很有势力,那个我中学都试过了。我现在过得很素淡。我明白,只不过那时我有一万块钱,现在他有两个亿而已,感觉是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贾樟柯不依靠国内票房,更多是来源于海外发行的版权收入。

  1998年,贾樟柯在柏林节青年论坛遇到了制片人市山尚三,经他牵线,北野武工作室与贾樟柯开启了长达20年的合作。

  仅凭《小武》的海外版权,1999年,贾樟柯就收到500万,但他全扔进去拍《站台》。《三峡好人》斩获金狮奖后,他名声大噪,影片更是畅销。

  国外大奖拿到手软,国内从“地下”走向“地上”,贾樟柯进入主流,还能不忘初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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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7 21:21:5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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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贾樟柯的灵感更多来自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的理论:摄影术令时间永恒。

  拍摄《世界》期间,他常在夜里给大学同学马宁打电话,反复只说一句话:“月亮真好。”

  兴许是醉了。月亮升起来,洒下诗意的清晖。

  1998年,贾樟柯带着《小武》去参加柏林影展青年论坛。那时,德国统一差不多八年了。一个夜晚,他坐公车穿城而行,遥望一栋大厦上的广告牌,是奔驰车的广告,在旋转闪烁。他顿时充满恍惚,《小武》拍摄于家乡,可在资本主义的柏林,观影者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汾阳吗?

  那届电影展,土耳其导演锡兰带来了一部《小镇》,也是拍自己的家乡。贾樟柯去观摩,尽管语言不通,但片中镜像,一点一点滴在心上。

  电影语言超越了语言的电影。如果说拍《小武》时,贾樟柯的艺术观还是朦胧的,那么这时他已经抓到了自己的旨趣,那就是诗意。“我不喜欢跟踪电影的情节,对我来说看电影最大的乐趣,是看导演描绘的诗意氛围,没有诗意的电影对我来说是沉闷的电影。”

  他恒定的主题是:个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力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尽管常常徒劳无功。这些个体包括游民、下岗工人、躁动青年,他们陷于飞速发展的边缘,外面的世界可供一瞥,却始终遥不可及。

  电影中人物原型则多来自他的少年玩伴,“无知,粗糙,但如路边野草,生机勃勃。”

  概言之:见人性,有烟火气。

  侯孝贤曾去拜访黑泽明。黑泽明问助手,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吗?助手讲了很多哲学意义。黑泽明摇头说,不是,我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尘土。

  贾樟柯被称为“大陆的侯孝贤”,他从侯氏电影中汲取了许多养分,等到《三峡好人》完成后,他们还有一场专门的对话。

  《三峡好人》是贾樟柯急就章成就的巅峰之作。

  《世界》投资成本100多万美元,尽管在欧美好评如潮,但国内反响平平,贾樟柯倍感失望,西行到“三峡”库区,为画家刘晓东拍纪录片。还在山西大学学画画时,他就看过刘晓东的个展,特别喜欢。

  当时,刘晓东正在画当地的拆迁工人。纪录片《东》十几天就拍完了,贾樟柯却有了一个难以抑制的冲动,要拍一部关于三峡的故事片。

  他后来回忆说,走进三峡库区,“一下子有一个潮湿的感觉,站在街道上,看码头,船来船往,各种各样的人在交会,中国人那么辛苦。”

  作为游客,只能看到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上岸,走过街道,进入当地家庭,会发现古老的山水里的这些现代人,却家徒四壁。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城瞬间就要拆掉,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动里,所有的压力、责任、以及所有那些要用冗长岁月支撑下去的生活都是100万移民在承受。

  这些看似与手持照相机的游客无关,但是这种巨大的变化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有。我们每天忙碌地挤地铁,或者凌晨加完班坐车一个人回家时,那种无助感和孤独感是一样的。

  在中国社会里,每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承受着所有的变化。那些改变了的时空,那些我们睡不醒的觉,那些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仅是三峡人民。

  贾樟柯拍得很快,可三峡库区拆得更快,许多街景白天还在,夜里就没了。为赶在旧城消失一瞬之前留下影像,他把自己关在小宾馆,用三天时间赶出剧本。

  《三峡好人》的英文名是“Still Life”,意为“静物”。贾樟柯说:“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

  影片以“烟”、“酒”、“茶”、“糖”来区分故事段落,在中国传统生活中,过年就要置办这四种物品,它们象征幸福感。

  正如一位豆瓣网友所总结:

  “沈红”等了男人两年,见面却只淡淡说了句我喜欢别人了;“三明”等了女人十六年,重逢也只是蹦了句你比以前更黑了。三峡不断标注的水位线浇灭了一个女人的冀望,重燃了一个男人的期望。喝你放了经年的茶,喂我一块藏了许久的糖,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半世爱恨化作一缕芒果烟、一杯团圆酒,被定格在了纸币上。

  乔治·萨杜尔说:“诗意现实主义是1930年至1945年间把克莱尔、维果、雷诺阿、卡尔内、贝盖尔、费代尔等人联结在一起的一条共同的纽带。”

  进入21世纪后,贾樟柯在中国把这条纽带给接上了。

  侯孝贤这样评价,自从《小武》后,贾樟柯就一股脑把积累的东西全呈现出来,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形式,反而太用力、太着痕迹了。不过到《三峡好人》,又是活生生的人,是现实情境下的直接反应,贾樟柯变了,回到从前了。

  贾樟柯对《三峡好人》充满信心,以至于跟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同一天上映,公开打擂。

  对于曾经仰望的前辈,他如此批评:“在喧嚣的商业片的包围中,在太多以黄金为名的影片的轰炸下,在娱乐为重的氛围中,中国银幕正在丧失思想力,这是非常可悲的,因为这只会让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贫乏,让人们对电影失去判断力。”

  《满城尽带黄金甲》制片人张伟平回骂:“我要他把嘴闭上,少他×说话,有本事,就让观众都来看他的电影。”

  其实有无本事,贾樟柯内心很清楚,“最起码应该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银幕上不应该只有一种电影!两个电影没有可比性,争不到票房。那么就请允许我们殉情吧。”

  从国内票房来说,《三峡好人》真真切切地殉情了,才30多万,而《满城尽带黄金甲》是2.9亿。

  但《三峡好人》荣获2006年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纽约时报》影评人Manohla Dargis称贾樟柯为“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的当今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

  2

  曾经国外影评家也称张艺谋为“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可他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裸奔不休。

  同为“第六代”代表人物的王小帅说,张艺谋很了不起,可他本应该更了不起。

  这就是贾樟柯对“第五代”不感冒的缘故,“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假装忘记……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或者这样的电影,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他心中就像憋了一口气,必须要发泄。这就是《天注定》,一部至今没能公映的影片。

  《天注定》中的四个故事全部来源于真实的社会新闻,包括胡文海事件、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事件、周克华事件及邓玉娇事件。

  这些故事都弥漫着暴戾的氛围,贾樟柯打心底里熟悉。

  高三时,他一个好朋友被高二学生给打了,他们拉上一个瘦高的同学去“复仇”。三个人冲进打人者的教室,企图“用眼光秒杀”那个倒霉蛋,哪里想道,对方掏出小刀,直接捅了好友一刀。血染红了白衬衣,贾樟柯吓傻了。

  是夜,他骑车一直在县城游荡,看万家灯火,看情侣归巢,看牛群过街,决定把今天的事情忘记,从此以柔软面对世界。是啊,少年无知的强硬,怎么也抵不过刀的锋利。

  多年之后,他在北京南城“湖广会馆”听昆曲《夜奔》,看林冲的苦逼遭遇,不仅潸然泪下,本该在高三时流下的眼泪,这时挂满脸颊。“逃出去,活下来。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们都奔命于风雪的山道,在黑暗的掩护下落荒而逃。”

  可同样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一再上演,伤人或自戕。

  一个夜晚,当北京喧嚣起来,贾樟柯突然想要远行,去山西的一个千年古城,明月高挂,他要写东西。于是,夜奔大同,一路思绪万千,一笔一划,一字一句,遂有《天注定》。

  2013年,《天注定》获第6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那是他最容易读懂的作品,让人不寒而栗。

  直到今日,贾樟柯还会想起高中那个手握小刀的少年。“感谢他,让我收起了凶狠的目光,收起了恶。”

  3

  没了恶,贾樟柯给外界的印象是“有绵羊般温柔的眼睛”。

  他小时候有一个奶妈,是隔壁县人,丈夫去世后,来汾阳谋生,靠在长途汽车站卖茶水,两分钱一杯,养活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奶妈的大女儿在山区林场工作,每到周六,奶妈和贾樟柯坐在炕头,听西北风呼啸而来,把电线吹得呼呼作响。

  到下午三点,奶妈就会说,你姐姐该下班了。过了三十分钟,她会说,你姐姐有可能走到公路上了。然后又过半个小时,说她可能在西门外下车了。

  他们就这样一直在猜想亲人一步一步地,在一个大风的下午怎么回家。

  那时候人和人的距离,不会被手机拉的这么近,但是会被思念拉得很近,拉得很紧。

  后来贾樟柯读大学时,有一天,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食堂。那时从太原去北京,晚上七点半发车,要在山里转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才到。

  贾樟柯问他,吃完饭想去哪里玩?朋友说晚上就回了。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这份情谊,一直铭记于心。成名之后,过年回家,贾樟柯都会跟当年的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

  2006年,贾樟柯父亲过世。他回老家操办后事,守灵的夜晚很冷,都是小时候的朋友在陪他,就那样一夜一夜地坐到天明,他们很自然,很从容。

  这是一群陪他一起面对生死的人,别人比不了。“我们在过去失散于山水之间,唯有通过电影在时光中相遇。”他要拍《山河故人》。

  香港作家陶杰说,《山河故人》讲一个“变”字:中国人的命运,由大的经济环境到个人家庭婚姻,生命的旅途上,悲欢离合,有人上车,有人下船,有喜有哀。

  《山河故人》采用三段式,从1999年的世纪末狂舞,到2014年的分崩离散,再到2025年的隔岸遥思,就如一曲哀歌。

  2015年,戛纳电影节将终身成就“金马车奖”颁给了贾樟柯,组委会甚至拿他与安东尼奥尼相提并论。

  华语电影终于有了可比肩世界顶级电影大师之人。

  4

  在《山河故人》路演的时候,贾樟柯得知,汾阳一位“大哥”中风了,连走路都困难,令他无限感慨,路演结束后,他去看那位“大哥”,有了创作《江湖儿女》的想法。

  1980年代,内地县城里有很多这样的“大哥”,讲义气、能平事儿,年轻人都很崇拜他们。

  贾樟柯就曾经跟过一个叫小东的“大哥”,他是个工人,女友是同一个工厂的,两人同居。在那个年代,不被社会容忍,闹得满城风雨,但小东每天用自行车带着女友大摇大摆地出入,那个女孩坐在后座上,眼神镇定,怡然自得,不慌不忙。

  女孩的神态,贾樟柯终身难忘,《江湖儿女》中“巧巧”的部分原型就来自她,而“斌哥”的原型则结合了小东和那个中风的“大哥”。

  贾樟柯说过,“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它剪成同一部电影”。

  《江湖儿女》则与这些前作有或明或暗的勾连,情节依旧不是最重要的,电影里填满各种发型、流行歌曲及背景暗示,时间似乎被装在此时此地。

  电影取名《江湖儿女》,有三个原因。

  首先跟费穆导演有关。2009年,贾樟柯拍完《二十四城记》之后,想要拍关于上海的历史纪录片,去香港采访《小城之春》的女主角韦唯,从她口中得知费穆有一部筹拍于1949年左右的的遗作,就叫《江湖儿女 》(后于1952年被朱石麟搬上银幕,但故事是关于马戏团的)。贾樟柯采取同样的片名是向费导致敬, “忘了那部电影的故事,但记住了这个片名。‘儿女’好理解,‘江湖’这个词可能很难翻译成外文,江湖意味着险恶的冒险旅程,复杂的情感经历,秩序之外的世界,规则之外的情义。那拍电影呢?我想我们也是江湖儿女。”

  另外两个原因,与贾樟柯当时的处境和过往经历有关。一方面,他认为江湖是处在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边缘社会,而自己坚持拍摄的独立电影在行业中有着同样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小时候的生活中就有很多“大哥”,深受港台电影影响,有武侠情节。

  所以从写剧本开始,中文名就是“江湖儿女”。

  2001年初,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了轰动全国的“3·16特大爆炸案”,导致108人死亡,38人受伤,我国随即开战了“第三次严打”,这是《江湖儿女》的时代背景。

  对于经历过世纪之交的观众来说,这个年代不远也不近,给人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佩里·安德森说贾樟柯是结尾的大师。

  《三峡好人》的结尾简直是神来之笔:在废墟之上,一边是工人继续拆迁,一边是一个拿着横杆的人在两座废墟之间的高空中走钢索。云中漫步,韵味无穷。

  《天注定》结尾的那句“你可知罪”,无比震撼。

  《山河故人》结尾是即便山河破碎、故人飘零,赵涛也要一个人在雪中跳完一支舞。正如张艾嘉在电影里所说:“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时间摧毁”。

  而《江湖儿女》的结尾同样耐人寻味,原始剧本是,2018年元旦那天,“巧巧”又买了9种白酒,打算和“斌哥”再喝一次“五湖四海”,回家却发现“斌哥”离开了。可拍摄的时候,贾樟柯把结局改了,改成“巧巧”在门口看着“斌哥”离开的地方,然后镜头摇到屋里的监控画面上,人影逐渐放大,最后一片模糊。这呼应了《江湖儿女》的英文名“Ash is Purest White”,所谓江湖儿女,都是最纯粹的炮灰。记录他们的影像,完成功用之后,注定要被删除。

  5

  有评论者认为,华语电影世界中,杨德昌、王家卫、李安代表三种创作方向: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

  贾樟柯作为新旗帜,表达的是个人经验。

  可从“地下”走向“地上”后,对他的非议也纷至沓来。最集中的火力着眼于:他前期的电影具有批判性,现在的电影越来越温和了。

  在过去几年中,贾樟柯的新身份包括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世博会纪录片总导演、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创意小组成员。他似乎正在走向他曾经的反对面。

  音乐人颜峻评价说,“这位独立电影曾经的旗手,一夜间主流起来。”

  《纽约客》驻华作家欧逸文曾对他进行过近距离的观察和描述,然后用了一个值得玩味的说法:“在中国导演的政治·谱系里,贾樟柯很难定位。他既不是持·异·见者,也不是娱乐大众者。他拍的电影隐藏政·治·性,但又足够隐晦,可以公映。”

  对于自己的批评,贾樟柯心知肚明:

  我的表达,我的历史观,一定要是独立的,但我告诉自己不要太边缘化,因为边缘意味着你什么也做不了。边缘化是一种惬意的状态——我仰慕很多那样的人——但我宁愿消耗巨大能量,尽力与我们所居这个时代的多个层面共舞。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贾樟柯之所以在海外屡获成功,是因为“卖弄了中国的阴暗面”。

  2002年《任逍遥》戛纳首映后的记者会上,一位央媒记者怒斥贾樟柯,“我特别讨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个谎言!我们现在大陆年轻人学电脑、学英语、出国,生活多姿多彩,为什么你不去拍那些人,而只是拍这些人呢?”

  这位记者用中文说完,又用英文说了一遍。

  16年后,《江湖儿女》上映,《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别被《江湖儿女》这个名骗了,那是个用灰暗镜头讲的好人不得好报的平庸故事,既不会让你愉悦,也不会让你掉泪。”

  贾樟柯回应说:

  关于“灰暗镜头”,您平时眼睛是不是自带美图秀秀了?由真及美,接受多样性,这个世界会更美。

  关于“平庸故事”,我一直对神奇故事有好奇心,但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去理解平庸人生,常被平凡人的生命历程打动。

  对失败者, 他有种与生俱来的情愫。他认为,因为种种无奈放弃理想的人,其实比坚守理想的人要勇敢得多,前者剩下的只是和时间做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

  贾樟柯把自己当做流氓和书生的结合体:

  没准儿费穆生到这个时代当不了导演。在中国,一个流氓想拍电影,拍不了,因为他可能不懂这个,然后一个书生拍电影,他也拍不了,因为他没法应付这个社会。只有一个人兼具流氓和书生的双重人格才有可能拍电影。

  6

  《江湖儿女》中,当所有曾经的“江湖人”都猥琐不堪时,只有“巧巧”这个最初不当自己是“江湖人”的女子,在坚持道义。

  “斌哥”问“巧巧”:你不恨我吗?

  “巧巧”说:我不恨,因为我无情,但是我照顾你,因为我有义。

  这源自贾樟柯的亲身体悟。他曾同奶妈的儿子一起去学形意拳,师父给他们讲《三国演义》,说,关羽对刘备是有情有义,对曹操则是无情有义。

  关羽是山西运城人,贾樟柯那时突然明白,“原来我们山西人是可以把情和义分开的。”

  师父说,情义是可以分开,但情义放在一起才是最高境界。

  2015年,贾樟柯搬回了故乡贾家庄,骨子里他还是那个汾阳小子。虽然他在北京的生活非常好,可缺了一种味道,就是亲情。“我从北京开车回老家,我依赖的是地图,但是古人,他们是看着山川的走势,是看着日月,然后抵达他们的目标。我们要挪动,来调整我们的思想。”

  他有一个小名“赖赖”,山西话中,赖是坏的意思,父母这么叫他,带有正话反说的亲昵,盼望他顺利长大。

  归乡后,年近50岁的的贾樟柯,还被儿时伙伴或邻家奶奶叫做“贾赖赖”。两个名字就像是两种人生,他在其中切换自如。

  贾樟柯说: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一个浪子。有一天我还会卷起铺盖去到一个地方,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可能是把家包在我的行李里面……但是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辘辘把街5号的小贾。

  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1979到1989年”,他的生命,是跟“小县城的小人物们”交融在一起。

  贾樟柯写有关于《小武》的一个重要片段:“小武”跟比他高出一头的舞女“梅梅”走在街上,“梅梅”说:我今天不应该穿高跟鞋。“小武”走上了台阶。“梅梅”说:你咋不往楼上爬,那不更高?“小武”又爬上了二楼。

  在这段描述边,他写下备注:自尊、冲动以及深藏内心的教养,是我县城那些朋友的动人天性。

  这何尝不是他的动人天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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