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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尧:精读《商君书》第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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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原文】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①。上作壹,故民不偷营,则国力抟②。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非外,身作壹而已矣。

  【白话】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免官员的法令严明,所以不用依靠智慧和谋划。君主专心于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私下经营其它事务,那么国家的力量就会凝聚。力量凝聚的国家就会强大,崇尚空谈的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说:在一千个从事农战的人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个研习《诗经》、《尚书》而聪慧善辩的人,那么这一千个人都会对农战懈怠。在一百个从事农战的人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个擅长手工业的人,那么这一百个人都会对农战懈怠。国家是依靠农战而安全,君主是依靠农战而尊贵。民众之所以不从事农战,那都是因为君主喜欢空谈而在任免官员时背离了常规。按照常规任免官员,国家就能得治。专心于农战,国家就会富裕。国家富裕而得治,这就是称王天下的大道。所以说:称王天下的正道不在于外交,而是靠自身专心于农战而已。

  【姚注】

  ①知:通“智”,智者。

  ②抟(tuán):聚集,凝聚。

  【姚论】

  《韩非子·五蠹》上记载:“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

  所以国家破败、君主死亡都是因为听信说客们的夸夸其谈所导致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不分清利益的公私,不考察言论的对错,事情办砸了也不坚决地予以处罚。这些说客们都说:‘搞外交,大可以称王天下,小可以确保安全。’所谓称王天下,那是要能进攻别人;确保安全,那是要能不被人攻破。强大,就能攻破别人;得治,就可以不被人攻破。国家的得治和强大不是靠外交,而必须要靠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总想着在外交上动心思,这是无法使国家达到得治强大的。

  俗话说:‘袖子长便于跳舞,本钱多便于商贾。”这指的就是基础越雄厚就越容易取得功效。因此,当国家得治强大时,就容易做谋划;当国家弱小混乱时,就很难出计策。因此,为秦国出的计策,变化十次也很少失策,为燕国出的计策,一有变化就很难成功。这不是为秦国出计策的人就一定聪明,为燕国出计策的人就一定愚蠢,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基础不同。因此,当西周国舍弃秦国而参与合纵,只一年的时间就被吞并。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横,仅半年的时间就被灭亡。也就是说,西周国是亡于合纵,而卫国亡于连横。假使西周和卫国放缓参与合纵连横的计划,而是加强其国内的整治,明定法律禁令,坚决执行赏罚,充分开发土地以增加积累,引导民众誓死以坚守城池。这样一来,使得天下各国即便夺得了他们的土地也获利极少,即便攻占了他们的国家也伤亡极大。就连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也不敢在这样的坚城之下将自己拖垮,从而使得强敌不得不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弊病,这才是确保国家必定不会灭亡的办法。舍弃这种必定不会灭亡的办法,却去搞那些必定会招致国家灭亡的事,这就是治国者的过错。外交上无计可施而内政上又陷入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韩非子·五蠹》中的这段言论,可说是对商鞅所谓“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非外,身作壹而已矣。’”的最佳注解。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百余年间,无论纵横家们如何合纵连横,秦国始终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即便偶有失着,亦能很快就从挫折中振作起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商鞅二十年如一日地严格执行专心农战的新法,为秦国打下了雄厚坚实的物质基础。

  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在这段文字中,贾谊描述了东方各国在谋臣名将的率领下,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攻秦,结果却被秦国打得落荒而逃,争相赂秦的场景。可是,为什么秦国能够以一国之力抵挡住九国之师的进攻呢?贾谊没有说,或许他也不知道,甚至根本就没想过。贾谊写这段文字时,原本就不是为了凸显秦人的强盛勇武,而只是要凸显九国之师的兵多将广,以便与后文的陈胜起义时的势单力孤作对比。贾谊认为,秦国之所以能够以一国之力击败九国之师进而统一天下,结果却在统一天下后败在陈涉这么个平庸的庶人之手,为天下人耻笑,根本原因就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实,真正可笑的恰恰正是贾谊自己。秦朝为什么会在陈胜起义后迅速崩溃,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此处不便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拙作《笨蛋,问题在战略》。可是,秦朝之所以能够兼并六国,统一天下,难道靠的是仁义吗?各国谋臣穿梭结成的合纵联盟土崩瓦解,各国名将统辖率领的百万之众不战自溃,难道都是因为受到秦国的仁义感召?其实,在商鞅、韩非的书里,早已将秦国之所以富强兴盛,六国多次组成合纵联盟亦无法将其击败的根本原因阐述得一清二楚,可惜儒家学者皆对此视而不见,整天只知把“仁义”挂在嘴边,将其奉为万能灵丹,还美其名曰“仁者无敌”。贾谊既不懂秦为什么能够赢得天下,也不懂秦为什么失去天下,却还要自以为是地写《过秦论》,这岂非是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贾谊的文字看似气势恢宏,文采飞扬,实则空洞无物,见识短浅,亦难怪汉文帝与其对谈时不问苍生,只问鬼神!

  【原文】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①;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白话】现在的君主根据才能和智慧来任用官员,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观望揣测君主的好恶,在为官处事上迎合君主的心意。于是,国家在任免官员时就不再有常规,这样的国家就会混乱而无法统一思想行为,巧舌善辩之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如此一来,民众从事其它行业的又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荒芜呢?《诗经》、《尚书》、礼制、音乐、行善、修身、仁爱、廉洁、善辩、聪慧,如果国内存在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如果国家用这十种人来治理,那么敌人一到,国土就会被削弱;敌人不到,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只要国家去除掉这十种人,那么敌人就不敢来侵犯,即便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兴兵讨伐别国,则军队必能获胜,按兵不动,则国家必定富足。国家注重实力,就会通过困难的方式进攻;用困难的方式进攻的,国家就会兴盛。国家喜好空谈,就会通过容易的方式进攻;用容易的方式进攻的,国家就会危险。因此,那些圣人明君并不是能够控制万物,而只是知道万物变化的关键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只是审察要领而已。

  【姚注】

  ①希:通“睎”,观望。

  ②难,即通过专心农战以增强国家实力是困难的。相对下一句的“易”而言,空谈辩论是容易的。

  【姚论】

  《管子·任法》上记载:“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合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意思是说:“圣明的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法而不依靠私情,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这样就能自身安逸而后天下得治。失职的君主则不是如此,他们舍弃法度而依靠智谋,所以民众就会不做实事而沽名钓誉;他们舍弃公法而依靠私情,所以民众就会违背法律而胡作非为;舍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就会劳累烦乱,民众就会迷惑不清,而国家就会混乱不治。”

  之后,管子又继续写道:“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意思是说:“所谓的仁义礼乐,都是由法产生出来的。这就是先圣用来统一民众的法。《周书》上说:‘国法废弛而不统一,则国君不祥;民众不遵守法律,则不祥;国家擅自更改法律以管理民众,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来教训民众,则不祥;百官脱离法律而行事,则不祥’。”所以说:法制是不能不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圣明的君主将其用来作为天下最重要的标准。无论是君臣、上下、贵贱,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称之为法制。”

  由此可见,在“任法而不任智”这点上,商鞅与管仲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在对于仁义礼乐的态度上,商鞅和管仲就截然不同了。管仲认为,仁义礼乐不但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还是相当有必要的。甚至还说,群臣必须要用礼义来教训民众,否则就会不祥。只是,这些仁义礼乐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和规范。可是在商鞅看来,仁义礼乐就不是应该接受法律的约束和规范而已,而是必须被法律铲除的,因为仁义礼乐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国内存在仁义礼乐,那么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如果用这套东西来治国,那么敌人一到,国土就会被削弱;敌人不到,国家也一定会贫穷。

  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管仲的思想比较中道理性,而商鞅的思想比较极端偏激。可就历史的发展来看,管仲虽然襄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是管仲一死,齐桓公便重用易牙、开方、竖刁三位奸臣,导致朝政混乱不堪,五个儿子都争相要立为太子。齐桓公重病在床时,诸子群臣互相攻伐,根本就没人搭理他,甚至在齐桓公死后也没有人给他收尸。齐桓公的尸体上爬满蛆虫,甚至都爬出到门外,就这样搁置六十七天后才被新君收殓。此后的两百多年间,齐国霸业不再,君权日衰,最终被田氏所篡夺。试问,当年管仲心心念念强调任法之时,可曾想到竟会那么快就人亡政息?相比之下,商鞅之法虽看似不近情理,却能让秦国在此后的百余年间从未出现大规模内乱,国力始终处于蒸蒸日上的趋势之中,并最终统一天下。那么,两相比较之下,管仲之法与商鞅之法,究竟孰高孰低呢?

  【原文】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①,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蟘、蚼蠋,春生秋死②,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蟘、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③。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白话】现在治理国家的君主大多不得要领。在朝堂之上讨论治国之道时,群臣众说纷纭,都想要改变对方的观点。于是,国君被这些说法弄得糊涂,官员被这些言论弄得混乱,民众则懒惰而不愿意从事农业。因此在这些国家境内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做学问, 经营商贾,从事手工业,就为了躲避农战。这样一来,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当国家出现动荡时,那些有学问的人厌恶法令,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派不上用场,因此国家很容易就会被攻破。从事农业的人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因此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危险。就像那些农田里的害虫,虽然春天出生而秋天死掉,寿命非常短,可是他们只要一出现,就会害得民众几年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要供养一百个人吃饭,可见这些人的危害比农田里的害虫还要大。像《诗经》、《尚书》这种东西,即便每乡都有一捆,每家都有一卷,可是对于治理国家却没有半点用处,这都不是变弱为强的办法。因此,古代的圣王都是通过农战来变弱为强。所以说:如果一百个人从事农业而只有一个人闲居,那么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如果十个人从事农业而只有一个人闲居,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强大;如果一半人从事农业而一半人闲居,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因此,治国者都希望民众能够从事农业。国家不重视农业,则在与诸侯争霸时就无法自保,因为民众的力量是不足的。因此别的诸侯国就会在其孱弱时侵扰它,在其衰败时来进犯它,使之土地被侵占削弱而一蹶不振,等到那个时候,就再也来不及了。

  【姚注】

  ①惛(hūn):糊涂。

  ②螟(míng):吃苗心的害虫。蟘(tè):吃苗叶的害虫。蚼蠋(qú zhú):一种吃庄稼的害虫。

  ③反:反转,改变,即变弱为强。

  【原文】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①,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白话】圣明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思复归于农耕。心思复归于农耕,则民众朴实而便于治理,众多而易于役使,诚信而可以用来守土作战。民众专心于农战,就会少有奸诈而重土安居;民众专心于农战,就能够用奖惩的办法来勉励上进;民众专心于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用兵。民众亲附君主且誓死追随,那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从事农业的缘故。民众之所以会变得无法使用,那是因为他们看到空谈游说之人通过取悦君主可以获得尊贵的地位,看到商人可以发家致富,看到手工业足以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不但工作轻松,而且获利极高,就必然会逃避农耕。民众逃避农耕,就会轻视自己所居住的土地。轻视自己所居住的土地,就不会为了君主守土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会担心民众散漫而无法凝聚,因此圣人推行农战政策,就是为了把他们凝聚起来。民众专心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民众专心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民众专心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就能称王天下。君主修订赏罚政策以作为统一思想的辅助手段,以此来教育民众来遵守常规法律,这样治理国家就会有政绩。

  【原文】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白话】称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最关键要领,因此不等君主施行赏赐就能使民众向上亲附,不等君主加封爵禄就能使民众从事农战,不等君主动用刑罚就能使民众誓死效命。当国家危难而君主忧虑时,巧言善辩之士成群结队,却丝毫无助于国家的安危。之所以会国家危难而君主忧虑,那是因为遇到了强大的敌国。君主若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防守设施,占据有利地形,凝聚民众力量,以应付外来的入侵,这样灾难就可以去除,而称王天下的目标才可以达到。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修明政治而专心农战,去除那些没有实际效用的东西,禁止民众学习空洞虚浮的学问和从事四处游荡的职业,使他们专心于农耕,然后国家就可以富足,而民众的力量就可以凝聚了。

  【原文】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①。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之言②,则民不畜于农③。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白话】现在各国的君主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难而兵力薄弱,却硬是要听那些说客的话。说客们成群结队,废话连篇、花言巧语,却又没什么实际效用。君主们只是喜欢他们的辩才,却不探求这些言论的实效。于是说客们就自鸣得意,在各条大街小巷里巧言诡辩,一帮又一帮的成群结队。民众看到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取悦王公大臣,便都向他们学习。这些人聚集党羽,在国内夸夸其谈,议论纷纷,小民百姓乐此不疲,王公大臣也非常喜欢。因此,国内民众务农的人就少了,而靠游说混饭吃的人就多了。靠游说混饭吃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就会懈怠;从事农耕的人懈怠,那么土地就会荒芜。学习游说的人形成风气,那么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以言说为业,整天高谈阔论,说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民众放弃农耕,只靠游说混饭吃,以言谈辩论来相较高低,就会导致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者成群结队,这就是导致国家贫穷而军队孱弱的教化啊!如果国家只是根据言论来用人,那么民众就不会喜欢从事农耕。因此,只有圣明的君主才懂得喜欢空谈是不足以用来增强兵力、开疆辟土的,只有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才能够专心农战,将民力凝聚,只用于农耕之上而已。

  【姚注】

  ①说:通“悦”,喜欢。

  ②庸:通“用”,任用。

  ③畜:音xù,喜爱,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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