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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浮生:屌丝也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什么是华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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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昨天 13:1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1、华为诞生的时代背景:“河SHANG”与新“八国联军”

  2019年农历大年初一,一部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从事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路逆袭,成为无可争议的票房冠军。

  这部现象级的电影也同时掀起了一场舆论场的风暴。电影中展现出中华文明特有的家国情怀,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引发争论的焦点。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用人民币投票,用创纪录的票房证明,中国人发自内心对于能够表达自身价值观的文艺作品的喜爱,另一方面,则是少部分人对于这部电影近乎诅咒式的咒骂。

  时间回拨到三十年前,同样有一部关于中华文明传统与价值观的影视作品,引发了激烈的舆论声浪,这就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六级纪录片《河SHANG》。

  这部纪录片以解构中华文明为宗旨,将中华文明称为黄色的农业文明,将其源头黄河、龙图腾、长城全部描述为保守、愚昧、落后、浅薄的象征。将西方文明称为蓝色工商业文明,将其描述为开放、进取、科学、民主的代名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部纪录片隐含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了:中华文明的传统都是愚昧落后的,应当完全抛弃,全盘西化才是未来。

  当时《河SHANG》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中,有些报刊上也辟专版连载《〈河SHANG〉解说词》、各处座谈会上的发言、连篇累牍的文章,一片叫好声。仅过了不到两个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重播。也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不仅如此,该剧的录像带还被当时的国家总书记作为礼物送给美国总统。

  在影视娱乐很不发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纪录片引发的舆论热潮远远强过《流浪地球》。该剧体现了中国人整体上由于经济技术落后,产生的强烈自卑感,以及对于西方文明整体上的崇拜。这种文明层面的自卑感伴随着近代史的屈辱而产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五四及新文化运动达到高峰。“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也与此契合,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旧文化,才能建设新文化。结果却是 “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反而造成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自信。

  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国再一次打开国门,中国人被欧美富裕发达的景象所震惊,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再一次达到顶峰。《河SHANG》的出现及热播,只不过是这种集体文化自卑的外在表象而已。

  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也基本成为这种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情绪的注脚,在通信领域更是如此。通信行业在国外经过数十年发展,早已诞生了一批通信巨头,而中国在这一产业的积累几乎为零。当时民用无线通信还未成熟,通信业主要是有线通信,也就是如今已经越来越少见的家用有线电话。

  当时的有线电话,正处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换的关口。在发达国家,电话普及率已经超过90%。从模拟向数字切换,给用户带来的好处仅仅是话音更清晰,背景噪音更少,好处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却需要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当时的人们把电话看作是耐用家电,并不像现在这样换手机那么频繁,因此技术更新换代阻力重重。

  然而,中国的电话普及率连1%都不到。这个十亿人规模的巨大市场,引发了全球所有通信企业的垂涎,他们摩拳擦掌蜂拥而至,在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开疆扩土,赚取高额利润。这种情形与十九世纪殖民列强纷纷涌向东方如出一辙。

  由于最初没有任何国内企业能够竞争,因此国外通信企业尽管一个个开出吓死人的高价,设备仍然是供不应求。他们也懒得亲自建立分销渠道,发展客户,因为有大把揣着装满现金的皮包的人来提货。深圳这个昔日的小渔村,由于紧靠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香港,一下子冒出了几百家通信设备代理商,他们所干的事情就是削尖脑袋从外国爸爸手里拿到货,然后转手就可以坐地数钱了。

  这种局面很像是一百年的中国,由于国内外巨大的技术落差,洋货蜂拥而至,大批中国人附庸而上成为代理,就可以背靠洋人躺着发财。他们也因此被冠以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买办。

  2、“凤凰男”的无奈创业

  诞生于1987年底的华为公司,尽管今天已被看作自主研发的代表,民族工业的象征,但是它的最初面貌就是这样一个买办型企业,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倒爷”。

  创业早期的任正非(右一)

  不仅是倒爷,而且是“三无”皮包型倒爷,因为任正非早年无资源、无技术、无市场,连创业的启动资金2.1万元,都是找几个朋友凑的,无非是看什么挣钱倒腾什么,最初倒卖过减肥药、火灾报警器,甚至任正非还毫无节操地研究过如何倒买墓碑,从死人身上捞钱。

  至于为什么如此无节操地“一切向钱看”,任正非也是有苦难言。他本来是铁道兵某研究所副所长,原打算捧着铁饭碗直到养老,谁知一纸“大裁军”通告,他成了百万复员军人中的一员。还是托夫人孟军的关系,他转业成为南油集团的一名干部。

  任正非受过良好教育,凭借聪明的头脑,踏实肯干的精神,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受到领导赏识,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的位置。然而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刚上任没多久就被人骗了两百万货款。那时普通人工资也就几十块,两百万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因此,他只能引咎辞职。

  这一年,他44岁。

  对于今天的大部分职场人士来说,四十多岁正是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很多人已经是有车有房,享受高新假期。然而任正非当时却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他的前半生都在体制内渡过,却因为被骗污点再也无法回到体制内。他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上有年迈父母要赡养,下有一子一女(女儿孟晚舟和儿子孟平,后改名任平),还有六个年幼的兄弟姐妹需要他帮衬。

  任正非的夫人孟军的父亲叫孟东波,曾做过四川省副省长,再加上子女都随母姓,因此传言任正非是孟家的上门女婿。

  按照现在的话说,任正非就是典型的“凤凰男”,不仅娶了一个官二代老婆,甚至连工作都是老婆给找的。结果却因为自己的失误丢了工作。本来在家里的地位就不高,这下更是一落千丈。估计,老任当时在家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怎么找了你这么个没用的男人”。很快,他们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与别人下海创业为了挣钱不同,任正非创业是被逼上梁山,首先是为了活下去。

  按照这段经历推测,任正非的心里会极度缺乏安全感。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这样的推测。

  任正非总是强调华为危机重重,2000年华为以销售额达220亿元,利润29亿元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任正非却写下《华为的冬天》,大谈危机和失败。任正非还在许多不同场合说,华为距离破产永远只有三个月。甚至连华为官方授权的企业传记名字也叫《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正是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使得华为总是保持着进取不懈怠,也是华为始终强调“奋斗者精神”的元起点。

  在创业初期,任正非也经历过一阵短暂的迷茫期,随波逐流,见利润就上,那时的任正非和其他的“投机倒把”的倒爷没有任何区别。“华为”这个名字虽然表露出“中华有为”的美好期望,但只不过是一家蝇营狗苟的皮包公司。一个偶然的机会,任正非由辽宁省农话处一位处长的介绍,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即单位里转分机的小交换机),第一次接触到通信这个行业。

  那是一个装电话需要送礼、走关系还要排队特批的年代,代理商只要能在香港搞到小交换机的货源,卖到内地去就可以获得 100%的暴利。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对电话通信的巨大需求,让“倒爷”任正非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就积累了几百万的资金,并在全国建立起近十个销售办事处。

  由于倒卖小交换机这事基本没什么技术含量,利润又如此丰厚,因此许多下海经商的人纷纷投入这一行业,仅深圳一地一个月之间就能涌现出几百家竞争对手。

  代理销售是一种主要凭关系、价格、服务而没有自身技术差异化可讲的行当,任正非曾任部队研究所副所长,乃副团级别,到南油公司也做到分公司总经理。创立华为公司后,这个 40 多岁的中年男人亲身跑市场、“卑躬屈膝”地上门推销。

  想想看,这么一个久居高位的人要跑到各地的偏远邮电局去俯身低头给客户说好话、拍马屁,要是论及当年,这些人的级别远不如他。没有点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本色,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这段经历也给华为打下了深重的“销售为王”、“尊重市场”基因。

  后来的华为再怎么强调技术,也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核心,避免了技术公司常见的“为了创新而创新”、“性能过度”等严重错误。(这种错误在苹果公司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参见神话光环之下的乔布斯——苹果之殇谁之过?(二))

  2001 年,华为已经成为跨国大公司,任正非也成为了中国 IT 界的“教父”。一次在公司见客户时,任正非一进门,屋里的省局移动公司局长、副局长一行人齐刷刷地站起来鼓掌,任正非很不习惯地摆摆手,憨厚地说:“你们是客户,我应该向你们起立给你们鼓掌”。

  任正非在公司的讲话中也多次提到:“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大家对客户再好一点 ,大家对客户的服务再好一点,客户给大家的订单就会多一点”。

  3、华为的第一个增长飞轮

  任何一家公司都知道“客户是上帝”。但是真正能做到“一切以客户为核心”的,真是凤毛麟角。那时华为的产品宣传资料,是一本红皮的册子。上面印刷的宣传口号非常有特点。

  一个是封底上的一段宣传口号,摘自《毛ZD语录》:“到农村去 ,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另一段话是:“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后一段话看似是完全的商业用语,但是在当时那个“卖方为王”的市场形势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难能可贵,体现了毛ZD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如果在中国企业家中找出学习“毛ZD思想”的标兵,任正非当仁不让应当排在第一位。华为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毛ZD思想与商业实践结合的生动案例。

  做代理尽管赚钱容易,但是总不可避免遇到各种进出口政策的限制,以及来自原厂的各种风险,使得“一切以客户为核心”很难执行下去。

  由于产品供不应求,香港的原厂经常会发不出货;代理没有技术能力,当产品出了问题,无法及时修理 ;在备板、备件等方面也不提供给代理商,使华为公司在为客户服务时非常被动。

  任正非意识到,没有自己的产品、没有自主研发,所谓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就是一句空话。当时的任正非已深受产品、客户、订单、公司的现金流、公司的命运都卡在别人手上的痛苦。

  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必须自主研发。但是自主研发谈何容易。当时的华为一没技术,二没人才,从哪里开始呢?

  既然毛的队伍可以从最艰苦的条件下,以“小米加步枪”的方式发展起来,华为也可以因陋就简,化不可能为可能。

  答案是——从最简单的组装开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个人电脑行业火爆起来后,曾经特别流行diy电脑。也就是去市场上买来电脑的各种零件,自己组装电脑。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前后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有自己diy电脑的经历。

  华为最初的“研发”,说白了就是diy交换机。当时邮电部下面好几家国营单位都已在生产 34口和 48口的单位用小交换机,华为的第一款打着华为品牌的产品叫 BH01,这其实是从国营单位买散件自行组装,做包装, 写说明书, 然后打华为的品牌卖出去。

  BH01只是一个24口的用户交换机, 属于低端机, 这使市场很受限,只能在小型的医院、 矿山使用。 而且当时的华为也做不到买断,也有很多其他商家做同样的组装生意。只能说是华为的BH01和别家的BH01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都是一样的机器,华为如何突出自己的特色呢?

  既然产品上没有特色,那就在服务上做出特色,用服务来打造品牌。

  比起直接代理成品,用散件组装除了可以降低成本之外,另一大好处是自己可以控制设备的备件,这在提升对客户的技术响应度和服务质量方面有大有优势。

  低价+优质服务,华为的品牌形象就这样树立起来了。

  自有品牌就不用像做代理商那样,还需要花钱买代理权,还要提前半年以上打订金去订货。反过来,可以在全国发展自己的代理, 收代理费,可以募集到更多的资金发更大的订单,从而压低进货价格。

  别看华为迈出这小小的一步,马上就打造出了一个增长飞轮:

  低价+优质服务——>品牌美誉度上升——>资金快速回笼——>更大规模的进货订单——>更低价格更好的服务。

  增长飞轮一转动起来,很快就造成华为的优势,华为生产的BH01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由于出货量太大,华为买的散件也被断了货源。面临收了客户的钱,却没有货可发的窘境。

  仅仅过了不到1年,华为又被 “ 逼上梁山”,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自主研发, 实现自主控制生产,控制产品。否则客户追上门来要货要退款,公司就会面临断流及关门的危险。

  1990年,华为公司开始进行第一次逆向开发。也就是照着BH01的电路和软件,自行设计电路并开发配套软件。“逆向开发”,也是中国大部分工业门类的起步之道。

  为了给客户以型号有延续性的印象, 这次的型号叫BH03,也是从24口开始做。从客户的角度看,换了个更漂亮的机壳,别的功能差不多,但BH03里面的每块电路板的设计和话务台软件的研发,都是出自华为自有研发团队之手。

  当时华为的研发团队是什么情况呢?

  一共只有6个人,他们一边要负责电路板,的设计, 一边要负责全部软件程序的编写, 还要进行整机的调试。  从外面加工回来的电路板上,有上千个焊点,工程师们用放大镜凭借肉眼一个一个地检查有没有虚焊漏焊或连焊。交换机的性能检测也完全依靠人工进行,遇到大话务量这一项的测试, 就把包括任正非在内的全公司的人都叫到一块, 一人两部话机, 大家同时拿起听筒试。

  如果按照现在的眼光看,这简直山寨到不能再山寨了。

  一台BH03用户交换机的市场售价为100万人民币, 全部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完成调试,再由公司其他人贴标签和包装,在华为公司的办公室里出货。那时华为公司的办公室, 也叫实验室, 也叫生产部,公司也没有专门的研发部,只有项目组。由于持续几个月白天黑夜地干, 吃、 住、 睡全在公司, 工程师们连外面是刮风下雨都不知道。 一位工程师在BH03研制成功之时, 由于劳累过度, 眼角膜都累掉了, 不得不住院动手术。

  BH03的成功,给了任正非莫大的信心,他做了个重大的决定:华为将要ALL in自主研发之上。

  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1991年,华为成立了名为“华为ASIC设计中心”的集成电路设计部门。

  今天中国在手机行业获得巨大成功,但是这么多中国手机厂商,只有华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中兴事件让中国厂商看到了拥有自主芯片的重要性,纷纷布局集成电路产业,然而华为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华为芯片来自海思半导体,英文为“Hi-Silicon”,是Huawei-Sicilcon的缩写,意为华为的半导体,它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华为ASIC设计中心”。ASIC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的缩写,是一种为专门目的而设计的集成电路。

  芯片是通信设备最底层最核心的器件,从芯片做起,这体现了任正非当时的豪言“十年后,华为三分天下有其一”(1994年内部讲话),绝不是吹吹牛而已,而是心里真这么想。当然了,这句话当初估计只有任老板自己相信。员工听到这话,大都在心里无奈地摇摇头,我们老板又说疯话了。

  这可真是印证了二十年后一位姓马的创业者的话: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前文提到,任正非的心理特别缺乏安全感,这固然使得华为始终保持进取不懈怠,但这样的心理往往也会使人选择稳妥,避免冒险。

  通信行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如果研发失败可能造成巨大财务损失,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特别是在早期,由于中外巨大的技术差距和实力差距,中国公司即使已经是倾家荡产搞研发,但是研发投入相比国外巨头,仍然不值一提,而且研发出来的成果可能仍然落后于人。

  研发芯片是真正的烧钱行为,对于华为这样一家刚起步的公司来说,更是背上了难以承受的资金压力。当时流片一次性的工程费用就要十几万美元。90年代初有外汇管制, 外汇额度非常稀缺。在今天看来是区区小钱,当时任正非可是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不得不借高利贷投入研发。他曾站在六楼办公室的窗边,说过这样一段话:“新产品研发不成功,你们可以换个工作,我只能从这里跳下去了!”

  到底是什么精神,使得任正非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就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地把华为带上了自主研发之路,完成了从皮包贸易公司到技术公司的华丽转身?

  说到这一点,不得不提与华为几乎同时创业的联想。

  联想公司创办于1984年,初始条件比华为好得多,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柳传志以及联想的创始团队全部来自中科院计算所,代表了当时中国在计算机领域的最高技术实力,最初的创业愿景也是“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成功产品”。在总工倪光南的指导下,联想很快自主研发了五颗ASIC,并成功地应用于汉卡、微机和汉字激光打印机。1990年,他们的当家产品联想汉卡(7型),就使用了自研的ASIC,奠定了联想的江湖地位。

  联想一直声称要走“贸工技”路线,结果后来基本只剩下“贸”,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两家企业彻底调换了个,变成了对方应该成为的样子。

  柳传志在2018年联想公开信中说道,“未来世界由科技主导,但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道路却异常艰辛,创新是找死,守成是等死,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华为的发展历史中,华为不止一次被研发投入逼到墙角,任正非都咬牙挺过来了。联想的柳传志曾不止一次地说,我跟任正非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敢拼,但我不敢。柳总还打了个比喻,如果拿上珠穆朗玛来比喻的话,任正非带领企业走的是一条直接往上爬坡的路并且还是最险的那条路,而他带着联想则是走100米就停下来休息下。

  在2018年审视柳总的话,确实显得没格局没出息。但如果回到三十年前,联系到“河SHANG思想”泛滥的现实情况,柳总的话才是务实的明智选择,代表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任总的远大理想,则会被嘲笑为不切实际的梦话。

  那么,支撑着任正非前进的这股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到底从哪里来?这需要从任正非的早年经历中寻找答案。

  青年时代的任正非

  (未完待续)

  前文见:

  美国打压华为这事水很深——什么是华为?(1)
  华为诞生前的通信行业是个什么状况?|| 什么是华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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